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并在中国立足，逐渐地发展成为“中国佛教”，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道和儒教一样。但是佛教和道教、儒教之间的关系就像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新宗教和传统崇拜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类型的观念体系。因此，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理论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从一种外国来的方术逐渐演变成为一支在中国具有全局影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随着佛教的快速发展，道教和儒教都发起了强烈的反抗，导致三教之间的争论不休。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东晋的沙门敬王之争、刘宋时期的白黑之争、齐梁时期的神灭论之争以及三教之争。每次争论几乎都涉及到夷夏之辨。相对而言，南朝的士人和僧侣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他们的反佛运动以义理较长短的方式进行纯理论斗争。而北朝则不同，他们会使用武力，而非文斗。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的四次“法难”中，其中有两次都发生在北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运动是第一次，也是属于没佛最严厉最残酷的一次，堪称“血光之灾”。
北魏太武帝统治时期(442一452年)，北魏政权逐渐强大。太武帝继位之初，北魏与周边的柔然、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不断发生战争，经过连年征战，至太武帝太延四年(436年)，太武帝消灭了匈奴夏赫连氏(431年)、北燕冯氏(436年)，赶走了柔然，黄河流域只有卢水胡北凉沮渠氏政权，南方有刘宋政权。
太武帝灭佛前，佛教在北魏有一定发展，在北魏占领的今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曾是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的地方，沙门(佛教徒)众多。沙门享有免役免租调的特权，大量不愿服兵役、纳赋税的平民便阪依佛教，这使北魏直接控制的人口减少，兵源由此严重不足。太武帝太延四年(438年)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使一部分沙门还俗服兵役[1]。这个诏令实际上是灭佛的开始。另外，太武帝太子拓跋晃信奉佛教，也促成了太武帝后来严厉毁佛，此问题下文还有论及，此不赘述。北魏太武帝灭佛以后，佛教暂时受到了抑制，但太武帝死后，继位的北魏皇帝又信奉佛教，佛教重新兴盛起来。北魏分裂后，无论是东魏、北齐，还是西魏、北周，佛教都有所发展。至北周武帝灭佛前，佛教在北周、北齐迅速发展，达到泛滥的程度，这比太武帝灭佛前要严重的多。从北魏正光(520一525年)以后，崇佛日益严重，“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沙门人数占北魏编户人数的十五分之一，北周有寺院万余所，僧侣人数约百万，占编户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北齐有寺院三万余所，僧侣人数二百万，占编户人数的十分之一。如此众多的寺院和沙门，占有大量肥沃土地和大量人口，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人和兵士来源，严重削弱了国力，因而周武帝要“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